我于1978年高中毕业，恰逢高考制度改革之时，我的成长亦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几十年来一直亲历这伟大的变革，这变化发展的几十年塑造了我们这一代。我的理想、我的事业正是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得以实现，得以发展的。
1995年，我有幸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塑像并亲聆教诲，今时回忆，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费孝通与《费孝通》（1995年）
那是在当年的3月19日，我接到民盟中央周昭坎先生的信，告知费孝通副委员长安排于“两会”开幕前夕接见我。
屈指算来，自那次赴京见到费老并聆听老人家教诲至今已有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中我又数十次拜望费老，其睿智的谈吐、爽朗的笑声、儒雅的风度时时在我的精神生活里。
2001年，杨振宁先生在《》撰文中写到：吴为山所塑的“费孝通”比真人的费孝通似乎更像费孝通……
这尊青铜塑像自1995年问世后，曾去过美国、欧洲、香港、澳门巡展，而今永久陈列于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雕塑馆。其实，我与费老的交往，就是从这尊塑像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末，我有感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多元，年轻人崇拜大款、歌星，而那些为人类进步、社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却被忽略，因此试图以创作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塑来引导年轻一代的人生价值观。当时我已塑过鲁迅、陶行知、齐白石、徐悲鸿等，曾经推荐我为吴作人先生塑像的周昭坎先生建议我为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塑像。当然，这是我极为乐意的。我父亲听到这消息后，也多次电话嘱咐我要认真研究费孝通先生，因为费老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学术、贡献、经历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的城镇建设理论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我父亲虽是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对费老的了解和评价却反映了人们对费老的崇敬。
《民族魂——鲁迅》（2006年）
记得1995年3月，我接到周昭坎先生的信后就去北京了。当时的京城，依旧寒冷如冬，而费老家中却春意浓浓。费老那谦和的笑，那长者的慈祥使我感受到大家风范：一个融通中西、古今的现代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费老说：“塑像，要抓住神。所谓‘神’，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孔子时代、苏东坡时代、鲁迅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在具体个人上的反映。”费老对“神”的理解超越了个人特征，上升到人类历史、哲学的高度，这使当时习惯了建立在个体“神态”“神气”“神情”“神韵”层面探索的我，茅塞顿开。中国历代画论都把“传神”作为表现人物的第一要点，其要旨是表现特定人物的个性及其在特定情境的神韵。而费老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则更为宏观，是站在相当的高度对文化的归纳、概括与总结。费老接着说：“对于历史来讲，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当年刘开渠先生欲为我塑像，我也是这么想。”
在谈话中我深深领会到他对自己“形”的忽视。“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问不了那么多事，我的像后人去评。”
渐渐地，我似乎把握到什么，费老的笑中蕴涵着宽广与豁达、随和恬淡而进入化境。在倾听费老谈话的过程中，我眼前幻化出一尊巨大的青铜头像，微笑着，头略仰，仿佛在社会调查的田野中望着巨变着的中国乡村城镇，又在思索着富民强国的新问题。
《费孝通》青铜全身塑像（2006年）
费老谈兴正酣，深情地讲述到姐姐费达生：她一生是为人民的，我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写道，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蚕桑事业……从费老的话语里我能体会到他对姐姐的感情不仅是亲情，更多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那份共同感情。临别前，费老握着我的手说：“一个人一生中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望你长期做下去。”
不久，费老的塑像完成，我着力刻画了他的“微笑”，那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感情形象。那是嘴唇正吐言或者处于停顿之时的特有的表情，我观察过，先生往往在那停顿的瞬间，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后妙语连珠，令人叫绝。当费老看到自己的塑像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不简单，不容易！”而后亲笔书就“得其神，游于艺”以赠。
费老的认可，费老的鼓舞，对一个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这对于我后来创作了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钱穆、钱伟长、匡亚明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多有帮助。我回想起费老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番话：“为山要以我为模特儿塑像，其实，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年轻人一个发展的空间。现在大家追求美，很多杂志以美女做封面，我这个老人美在哪里？我不知道。为山塑我，我知道他喜欢知识分子的味道……”费老的话意味深长。
带着对费老的敬意，也带着对费老多次谈话里和文章里所推崇的人物费达生的仰慕，在做好费老的雕像后，我又准备为费达生老人塑像，因此我去吴江拜见了这位百岁蚕桑专家。老人整天手扯蚕丝，还织丝布，这位早年呕心沥血致力于中国蚕桑教育的专家，其生命与事业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我塑的《费达生》铜像落成时，费孝通先生和费达生先生均亲临仪式，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姐弟的铜像耸立在大学校园，在秋阳的映衬下更显学术之树的常青。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左三）与胞姐费达生（左一）在农村
在致辞中，我写道：我深深地被费达生老人高洁的人格、纯美的性灵和无私的敬业精神所打动，她具有典范意义，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历代传说及文学的加工，使得黄道婆原型之上更多地具有了人们想象的光环，而费达生老人的业绩是可见可感的。她是我们时代的黄道婆！因此，我又生发出用雕塑手法来表现这位令人崇敬的长者形象的念头，这也与费孝通先生的愿望不谋而合。
在世纪之交，这一愿望化为艺术，铸成青铜，并连同圣洁的汉白玉底座永远耸立于苏州大学这片人文精神丰厚的绿土上。
关于这尊像，我先后创作有三种不同的模型，其初稿是一件模糊的泥塑，但神韵气息我觉得更像费达生先生。第二稿是比较写实的，费孝通先生曾在泥塑下方用刀刻字。第三稿就是后来落成的塑像。因第一尊稿鼻眼模糊，我未曾请费老看，只是印在我的雕塑集上。可费老翻阅画册时，突然若有发现，也许是作品中传达的那股神气吸引了他。他激动地指着画册那一页：“这是我姐姐！”他是更认可这件模糊的作品。
2001年秋，吴冠中先生看到这本雕塑集时对这件作品也予以高度赞赏，台湾画家刘国松认为这件作品是传神的代表作。他们均未见过费达生，但那“神”的真切可算是表达了一个精神实质的气象。王安石有诗：
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
一朝眉羽成，咬破亦在我。
从形向神的飞跃就是“咬破”的过程。一般而言看自己亲人的塑像，大多拘于细节。而费老对姐姐模糊塑像的看法，体现了他对艺术的大悟。
费孝通题字
2000年，我被聘任为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文化讲座教授，正逢费老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我得知后，由九龙清水湾驾车前往港岛费老住处。
这次见到费老，他的精神更爽。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在香港创作的《母与子》系列雕塑作品，其创作灵感来自母文化情结。费老听后若有所思。是啊，90高龄再度到香港，在吐露湾港、新亚书院山峰，不正是为着母文化的光大而来吗？费老的文化胸怀是宽广的，他因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所以在历史的纵向、社会的横向坐标上能博览众长，对艺术学问题的解答也那么的精辟。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的，费老在扬眉吐气的瞬间把两者的关系已道得淋漓尽致。这正像他常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
本文选编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文章标题、部分图片为编者所加。吴为山（1962—），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