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炉大花钱，福禄寿三官背海屋添筹图，76.7毫米直径，厚度4毫米，重量107克，可谓是厚重大钱，而复杂精美的图案以及纹饰，岂不比咸丰当千精美，存世量也比咸丰当千少很多。

贵炉花钱指的是古代在贵州开炉铸造的民俗钱。民俗钱又称花钱、压胜钱，贵州古代铸币与其他地方有不同，贵州除官方铸钱外，还有少数民族铸钱。一般把官方铸钱的地方称之为官炉，少数民族的直称民族炉，官炉从清代开始，不光铸有行用钱(行用钱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而且铸有大量的民俗钱，而少数民族只铸有民俗钱，也就是我们说的“花钱”，主要用于占卜、祭祀等用途，铸造年代较为久远，发现的少数民族花钱从宋到明代，而官炉从清代才开始铸造。我们把贵州古代官方和少数民族铸造铜花钱的地方统称为贵炉花钱。本钱包浆老道，地章铸痕清晰完整，图案精美人物栩栩如生。

侧看边道规整，穿口精修。

古人家里老人寿辰之日请来挂在堂钱的大吉语花钱。当年这一个大花钱也得值一吊钱！

夕阳西下，轻抚钱币，泡壶好茶，一段历史浮现在脑海：

发现的少数民族“花钱”从宋到明代，而官炉从清代才开始铸造[1]。贵州产生独特少数民族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秦统一中国后，中央政权对贵州南部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政策，至元明以及清早期的土司制度，这些政策与制度核心就是由当地族人首领来管理，从这个角度说，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脱离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直到雍正前一直都是“未归王化”的“化外之地”。明朝中央政权开始改土归流，派任流官来管理，引起了大规模抗争，为了防范与隔绝，明朝政府甚至开始修建南长城，据清光绪《铜仁府志》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湖北分守道参政（从三品）蔡复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觑，请发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至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并以北为“化外之民”的“生界”，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的贸易和交往。[2]清代“千里苗疆”主要就是指贵州雷山、丹寨、榕江以及与之相毗连的黔南水族聚集区的三都、荔波。史书把他们归纳为“生界苗”。直到清雍正六年，凡是不服从清王朝统治的地区，均派重兵弹压”以鄂尔泰、张广泅为首的边疆大臣,在贵州“生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先后在“千里苗疆””设置了八寨厅、丹江厅、清江厅、古州厅、都江厅、台拱厅。总称“新疆六厅”。“新疆六厅”，字面意思就是新来疆土六个厅。从那时起，贵州南部这一史上包含水族在内最大的“生界”才真正纳入中央管制，“向来王化外，今入版图中”。同样，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受中原文化演变进程影响的相对封闭环境中，所以其文化内涵及龙图文一直保持看最原始风貌，所以留存有神秘古朴的少数民族铸造钱币，其中以水书钱和布依族古钱为代表。[

官炉方面，主要以铸造行用钱为主。贵州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制为省。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且由于与中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一直比较滞后，百姓一直以来养成了以物易物的交易习惯，民间货币流通很少。随着明清改土归流政策的不断深入，大量屯军及汉族移民迁入贵州，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贵州才开始铸造货币，康熙初年户部商议，各省皆设局鼓铸钱文，贵州巡抚罗绘锦上言，黔省铜艰而费多，且百姓从来鲜少用钱，于官民无益，请罢之，但户部不允。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贵州巡抚佟凤彩再次上言黔省铸钱之不便，户部遂应允其免开钱局。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贵州提督杨天纵上言，黔省不铸钱，并非民之不用，实际由于地方官的不乐行，因含盖黔省的赋税皆收银两，而银两由于成色难辨且不固定，故官员遂可肆意增加银两火耗而横索于民，若改用钱，则可规避此状况，且百姓也方便使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贵州开设宝黔局“于毕节鼓铸钱文。[3]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停毕节铸钱，移“宝黔局”于贵阳与大定，贵阳设十五炉、大定设五炉鼓铸钱文。清代周作楫所修撰的《贵阳府志》与黄宅中所修纂的《大定府志》中，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此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也在贵阳与大定分别设“宝黔局”铸钱，遵循清朝制定的式样、规格，陆续铸造各种钱文。晚清著名学者唐与昆先生所撰《制钱通考》记载：“贵州省鼓铸钱文分设钱局二处：一在省城（贵阳），一在大定，局名皆为宝黔。该局采买云南金钗厂低铜，每正铜百斤价银九两。买云南各厂高铜，每正铜百斤（加耗余铜十一斤）价银九两二钱。买用本省陈家沟厂铜，每百斤价银八两。配用本省各厂黑白铅，每百斤价银一两五钱。省城钱局设炉十五座，大定钱局设炉五座，每月三卯，一年共三十六卯。自嘉庆二十年为始，题定用高铜黑白铅三色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