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中期，滇铜黔铅的大规模开发，为铸钱业带来巨大动力，各钱局铸造大量铜钱，江西省宝昌局在此时铸钱量到达顶峰。宝昌局的铜材主要来自云南的滇铜与日本的洋铜，铅主要为白铅与黑铅，主要由官员从汉口采买。

清朝铸钱原料的开采与办运主要由国家进行把控，铜铅价格也在的掌控之下，以较低的价格将铜铅供给各钱局，铜钱由较低的价格铸成，并使国家在铸钱业上获得巨大利润，那么，宝昌局鼓铸的铜铅的比例是多少？币材的搬运是怎样的？以下将进行探究。

铜材的办运

清朝时期，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为铜与白铅，白铅则是现在所称的“锌”，顺治时期，清规定“以红铜七成，白铅三成配搭鼓铸”。康熙二十三年，户部下令：“定以铜六铅四，皆令照例配铸”，清朝前期主要由铜和白铅铸钱，到了乾隆时期，为了减少私毁铜钱的现象，将黄钱改铸青钱，铜铅配比改为“每红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锡二斤”，加入锡的铜钱，质地较脆，不易私毁。而嘉庆时期，改回原来的黄钱，由铜和铅铸钱。

清代一朝，总体来看，铸钱主要使用的材料为铜，但在清朝一带都存在铜材缺乏的问题，并严重制约着铜钱的生产。而铜材又是清朝重视的金属资源之一，在军事上，铜是制造军火武器的主要原料，如火炮、鸟枪等。在经济上，币材需求的不断增长都要求有充足的铜材，在日常生活中，铜也是制造日常生活使用器皿的原料之一，是清朝必不可缺的资源之一。

随着清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铜的需要越来越大，而铜材缺乏一直是清头疼的问题，在清朝初期，国内战乱还未平息，无法在国内开采铜矿，只能在海外寻求铜材，而离中国较近的日本为清朝提供了大量的铜材，但这些铜材也只能供给户工二部钱局的鼓铸。直到清朝中期，云南滇铜的大力开发为铸钱业提供了大量的铜材，在这一时期，铜钱业进入鼎盛时期，铜材的开采为铸钱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那么，江西省宝昌局的铸钱用铜量如何？所用的铜材来自于何处？其价格与办运路线是如何规划的，以下将进行探究。

在清朝前期，由于国内缺乏大量铜材，派人到临近的日本购买铜材，这一部分铜称之为“洋铜”或“棹铜”。在顺治年间，由于战乱未平，皇帝无暇顾及采铜问题，只能大量进口洋铜，康雍时期，皇帝对铜材的开采态度较为消极，采取“矿禁”政策，但各地需要大量铜材，只能收购大量洋铜，并制定了严格办铜制度，洋铜的大量进口，对清朝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到了十八世纪后，日本面临着铜料减产问题，对清收购洋铜有很大影响，清开始重视开采滇铜，到了乾隆时期，滇铜开采到达顶峰，但是全国铸钱用铜量巨大，距离云南较远的省份，采办滇铜困难，所以收购洋铜补充于铸钱业，滇铜的开发与管理在康熙末年逐渐正规，地方官府正式管理滇铜开发，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管理滇铜的开发。宝昌局使用的制钱铜材主要是洋铜，辅之使用滇铜。

那么，宝昌局洋铜与滇铜的配比情况和使用总量是如何变化？笔者根据清朝前中期的宝昌局鼓铸档案，整理各时期铜材使用量折现图，可以看出宝昌局铜材使用量波动情况。

清在铜钱的原料办买上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宝昌局用铜量上规定：“臣等谨按嗣后宝昌局额铜二十八万八千斤，每年用官商分交之洋铜，并兼买云南金钗厂铜，定于十分内以洋铜七分滇铜三分配铸，后以商交洋铜渐次减额，复委员至江苏自行采办，以补商运之不足”，每年铸钱大致使用洋铜七份，滇铜三份。乾隆前期，钱价较高，宝昌局为降低钱价，将炉数增至十座，这时期用铜量迅速增加，其铜材使用量到达顶峰并持续了几十年，使用铜材量达到三十万斤左右。

到了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宝昌局减炉至六座，输出的铸钱量保持稳定，铜材用量减至二十万斤左右，并有小幅度波动。到了道光末期，由于钱贱现象严重，宝昌局铸钱量下降，铜材用量减至历史最低值，铜材用量在十万斤以下。而宝产昌铜材使用量最高点在乾隆三十五年左右，达到了六十多万斤，但在这一年滇铜与洋铜使用量却变得很少，这是由于江西省大量收买私钱，并将私钱毁成铜料，增加了铜材数量，铜材用量到达顶峰，宝昌局用铜量从乾隆前期的三十万斤左右到嘉道时期的二十万左右，到道光末期的十万斤左右，宝昌具用铜量逐渐减少。

在铜材配铸比例上，宝昌局规定铜材配铸比例为洋铜七分，滇铜三分，宝昌局为何如此配铸？据史料记载：“惟是滇铜成色高低不齐，而运江之金钗厂铜色极低潮，铅气尤重，入炉炼净，折耗甚多，是以滇铜三分，必须配搭洋铜七分，方可鼓铸”，因滇铜成色不一，而洋铜质纯，惟有滇铜配搭洋铜，才能铸成铜钱。

虽规定宝昌局配铸比例为“洋七滇三”，但在实际情况上，铜材配比波动较大，乾隆前期还能保持“洋七滇三”的配铸比例，但到了乾隆中后期，配铸比例变得十分不稳定，由于洋铜办运数量的不断减少，宝昌只能增加滇铜的数量，为了保证宝昌局的鼓铸。

乾隆二十八年，江西省巡抚上奏：“查洋铜质厚性纯，滇铜色低性脆，配定洋七滇三，原取相济之义，若专用滇铜，钱文多有破碎，今酌用洋铜四分未炼钗铜三分炼净钗铜三分，作为洋四滇六铸出钱文，与洋七滇三配铸之钱，一色光润”，随着洋铜的减少，滇铜使用量增加，江西省配比改为洋四滇六，虽如此规定，但洋滇配比仍在变化，并且波动较大，在乾隆三十五年左右，配铸比例甚至变至“洋三滇七”。到了乾隆末期，洋铜使用量增多，有时配铸比例变至洋九滇一。

但总体来说，在乾隆一朝，其洋铜使用量占总量的50%左右，占使用量的一半。在嘉庆年间，洋铜使用比例增多，恢复了其“洋三滇七”比例，而到了道光年间，滇铜与洋铜使用比例不稳，有的年份铜材全部使用洋铜，但大体上看，比例还是维持在“洋七滇三”。清前中期，宝昌局经历从官方制定的“洋七滇三”到“洋四滇六，又恢复“洋七滇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