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分配一年，直到1968年9月才被分配到湖南省沅江县工作。去沅江县报到之前，我翻开地图仔细看了一番，看到沅江县位于湖南省洞庭湖畔，是富饶的魚米之乡，心里很是高兴。
按照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当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先当医生、教师，暂不下去劳动。我是当教师的，被分配到沅江县第三中学。这是一所农村中学，位于黄茅洲区。
教师除完成教学工作外，还经常被抽调去参加区里的各项中心工作，如防洪抢险、修战备公路、摧收征购粮等。我曾被抽调去摧收过征购粮，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72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学校通知我立即去区政府开会，参加区政府的粮食征购工作队。主持会议的是工作队队长、区政府的杨区长。参加会议的除了区和公社的十几个干部，还有几个像我这样临时抽调来的人，区里的公安特派员老王也在座。杨区长说：“我区粮食征购到現在只完成了60%多，瞒产私分很严重，这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现在决定成立粮食征购工作队，对外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落后社队，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把粮食征购工作搞上去。”又说：“重点是清查瞒产私分。对瞒产私分的干部要严肃处理，该撤职的撤职，该批斗的批斗，该逮捕的逮捕，绝不手软，绝不姑息！”
什么是“粮食征购”？我国从1953年开始把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缴纳农业税，以征实物为主，这就是“公粮”，占农业常年收成的3-5%；另一部分是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和数量向国家交售农产品，必须完成，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黄红麻、烟叶、茶叶、糖料、桑蚕茧、生猪、鸡蛋等共134个品种，这就是从1953年到1992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国家的粮食主要来自“统购”，大约占粮食产量的30-35%，有的地方要占40%左右。
由于收购价格极低，加之允许留给农民消费的粮食等农产品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农民对统购统销的抵制从来没有停止过，瞒产私分是主要形式。
工作队用了两天时间进行集训，对我们几个临时抽调来的人还进行了单独培训。集训后我被分到阳罗公社一个生产队，在队长家里吃派饭，每天交1斤2两粮票和3角钱。我仔细观察了队长一家人。队长姓罗，我叫他“老罗”，年纪40左右，身材消瘦，面有菜色，寡言少语，眉宇间挂着愁容。他老婆30来岁，衣着灰暗，头发凌乱，还有草屑粘在上面。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六七岁，小女儿四五岁，小儿子才一两岁，都没有上学。孩子们衣服不太合体，手脸脏黑，见到我怯怯地有些害羞。为了拉近距离，我主动套热乎，没活找活说，并伸手摸摸孩子们的头。两个大人只是“嗯嗯”着，不主动说活，孩子们则一次次躲闪着我的手，不愿意我摸头。这种僵硬冷漠一直持续到几天后离开他们家。
我有些难堪和尴尬，还有些埋怨，但是不久后我就理解了：我是来捉他们“瞒产私分”的，是要不付等价就拿走他们的劳动产品，不要说“冷漠”待我，就是仇视我都可以理解。
老罗家的饭并不是我原来想的白米饭，而是把米磨成粉面，拌在芋头之类的东西里蒸着吃；或者把菜叶甚至蚕豆叶切碎，与米粉面捏在一起做成饼状的东西烙熟了吃。老罗叫他老婆单独给我做米饭，吃饭时给我摆上一碗白米饭。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饭是两样的，但很快发现了，我就把米饭倒回锅里去，盛一碗米粉面伴芋头或菜饼来吃。老罗为难地说：“我家粮食不够吃，只能掺些别的东西，你是交了粮票交了钱的，怎能让你吃这些？”我连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喜欢吃这些。
但是，几天后的一天晚餐后，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生产队的惯例，吃派饭要进行轮换，不能老在一家吃，已经决定从明天起，把我安排到他们生产队的知青点吃饭。又是“惯例”，又是“决定”，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到知青点去吃饭了。知青点有4个从长沙来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两男两女，他们由国家按照每人每月45斤的标准供应商品粮，可以顿顿吃米饭。商品粮只供应一年，一年后参加生产队口粮分配。
我每天都要走访一些社员家，中午就在社员家里吃午饭。他们的饭食都与老罗家相似。我还吃过掺合着大豆饼的米饭，大概是因为饿吧，吃着松散散的豆饼米饭也觉得香。我问豆饼从何而来？他们说是上级从东北调来的，每户只分到5斤。听了这话，我想：豆饼本来是用作动物饲料或花草肥料的东西，上级调来豆饼给社员吃，可见真的是缺粮了，还能有多大“瞒产私分”呢？但只是想想而已，不敢多问，否则会被认为是“右倾”。
在老罗家里吃饭的那些天，我用集训时学来的方法，仔细查找着老罗家藏粮的迹象，比如故意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在屋里踱来踱去，特别是角角落落的地方更要多走几遍，走路时用力踏一踏地面，包括猪圈和厕所都要用力踏一踏，看会不会发出“啌、啌”的响声，如果有响声，下面就可能是一个藏粮的地窖；或者找个借口爬上小阁楼，拿根棍子戳一戳堆放的杂物，看看是否有粮食藏在中间。直到几天后离开老罗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还用同样方法查访过其他一些社员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有点焦急：没有成绩，怎么向工作队交待呢？
但是工作队并非一无所获。一天上午我接到通知，叫立刻去一个生产大队参加现场会。来到会场，只见在一个晒谷场的中央摆着一张高高的四方桌，公安特派员老王带着4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把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男子押了进来。杨区长喝令他站上桌子，低头面向大家接受批斗，他就是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瞒产私分是头天下午才查到的。参加批斗会的是邻近几个公社的社队干部和部分社员。批斗会上当场宣布撤消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押送公社劳动反省，等待下一步严肃处理。杨区长警告在场的社队干部们：谁敢瞒产私分，这就是下场！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支部书记隐瞒了两千多斤粮食准备私分。我想：这个大队有八百多口人，把两千多斤粮食分下去，每人只能分到两斤多，这个干部冒如此大的风险，能解决多大问题呢？落个批斗撤职下场，划算吗？我还想：共产党的党旗是镰刀斧头旗，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如此对待农民，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吗？当然只是想想，不敢跟谁议论。
粮食征购队不只是抓粮食征购，也要打击偷盗粮食的人。
我所在的老罗生产队，有一个社员因身体单薄，干一天活只能挣8个工分，老婆又有病，很多时候不能出工，自留地又被统一收归了集体，不仅经济困难，分到的粮食也不够吃，他就经常出去偷粮食。他只偷远处别的公社，只偷公家仓库，每次只偷二三十斤，眼下有吃就行了，吃完了再去偷。由于每次偷的少，又没在本地偷，以前对他处理较轻。这次我请示了工作队领导，决定对他进行批斗处理。先是召开生产队批斗会，并要他老婆陪斗。批斗中他态度不老实，斗争火力也不强，我就令他站了几次高板凳。连续批斗了3个夜晚，最后送到公社劳动教养去了。
对他这样做，除了因公的一面，也有私心的一面，因为直到工作后期，我仍然没有什么成绩，工作队如果给我写鉴定，没有成绩的鉴定是不好写的。抓个小偷认真处理一番，也算成绩吧。
我在工作队工作了半个多月，4月上旬回到了学校。一天下午我在区政府所在地碰到了杨区长，听他说征购任务仍没有完成，我为他有些着急。
我在1972年末调离了沅江县，先后在陕西省、江西省、上海市都工作过。几十年过去了，有时还会想起参加粮食征购队的情景，还会想起生产队长老罗，想起那位被批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想起那位被批斗的偷粮贼，还会想起那碗掺合着东北大豆饼的大米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农村和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都有自己的私利，只要他的私利不侵害别人，私利就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农民的私利就是他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产品处置权。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取消统购统消制度，实行市场等价交换，就是承认农民私利的正当性，是还私人权力给农民，只有把权力还给农民了，农业才能发展，农民才能幸福，社会才能稳定。农民是如此，其他各行各业何尝不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