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近日一如皋市民，花10元从旧书摊上淘得两本民国数学书籍，信手翻阅，很快为书后面的版权页所吸引。

一本是《大代数学讲义》一册，原著上野清;译述王家炎、张廷华;校订骆师曾、王积沂、赵秉良、寿孝天;发行兼印刷商务印书馆，己酉年六月初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国难后第一版，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国难后第三版，每册定价大洋4元，外埠酌加运费汇费。加盖红色竖条：本书减去售价一角。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一版一印的由冯立升所著的《中日数学关系史》第五章“近代中日数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第二节“中日数学关系的逆转与日本数学对中国的影响”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中日之间的数学关系”，“19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是中国单方面向日本输出，但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关系发生了逆转，中国反过来要通过日本学习数学知识，形成了日本向中国输出数学知识的新格局。”从此，中国开始把学习和借鉴日本作为实现数学和科学近代化的一条捷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台了许多重要的举措，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效仿日本进行教育改革;聘请日本学者、教师来中国任教、传授数学和科学知识;大量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科学技术;广泛引进和翻译日本数学与科学教科书和书籍。”该书详列了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光绪二十九年设立的译学馆教科书目录甲柜中的数学译著，其中就有上野清的《初等平面三角法讲义录》《轴式圆锥曲线法》《立体几何学》《大代数学讲义》《小代数学》《普通教育中代数学》《近世代数》《小代数学讲义录》《初等近世算术》《算术三千题》《新算术教科书》《普通近世算术》等。由此可见日本数学家上野清著述的丰富，同时也发现《大代数学讲义》早在清朝末期即已有译著流传使用。冯立升所著的《中日数学关系史》叙说：此后，科学书局1907年出版过周藩译的上野清的《代数学讲义》，上海文明书局1907年出版过译书公会译的上野清的《高等代数学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上野清的《大代数学讲义》，译述王家炎、张廷华(《中日数学关系史》第240页)。查己酉年为1909年(宣统元年)，并非《中日数学关系史》中记述的1908年。个人以为，要么本人这次所得的这本《大代数学讲义》与《中日数学关系史》所说的不是同一本书，要么就是《中日数学关系史》记述有误，因为同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自己将初版时间标错的可能性不太大。

另一本是《现代初中教科书：代数学二册》(上册)，编辑吴在渊;校订胡敦复、胡明复;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十三年一月初版，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印行国难后第一版，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印行国难后第四、五版，上册定价大洋6角，外埠酌加运费汇费。这本书的版权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间插入一行大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前述的版权记载内容分布在下半部，在上半部则是一份对日寇侵略的控诉书(原文)：“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蔽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随(毁)于一旦迭蒙各界慰问督望速图恢复词意恳挚卫感何穷蔽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因将学校需用各书先行复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事势所限想荷鉴原谨布下忱统祈垂誉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所谓国难，是指“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进攻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均被炸毁。商务印书馆为让世人永远记住这段屈辱史，在其间编印的书籍中用不同的方式，或繁或简，清清楚楚的记述了这段悲惨的历史，反映了一代书商、书人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担当。

两本数学书籍，不仅承担着科教兴国的重任，同时清晰地记载了8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体现了国难当头之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书人自强不屈的精神。这两本书不仅值得珍藏，而且这两本书所蕴藏的一脉相承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值得大家受用终身，更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应该重视科教，更应该珍视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再次逆转数学和科学交流的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