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这件展品是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的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古埃及费昂斯珠子串成的珠衣。经过4500多年，费昂斯已变得暗淡无光，它本来的釉色要明亮的多，像陶瓷一样。埃及费昂斯的内部是灰白色偏蓝绿的砂质，表面釉层通常呈蓝绿色，用于代替波斯进口的绿松石和阿富汗进口的青金石。

绿松石和青金石这两类天然石材需要依赖进口，在埃及早王朝乃至古王国时期其价格甚至可以比拟黄金，输入渠道通常受到上层社会垄断。这两种宝石在当时非常珍贵，被新月文化区各王国的贵族们用来制作小件的印符和首饰。如果这件珠衣，改作青金石或绿松石材料，恐怕埃及法老都无力制作，所以费昂斯工艺的出现正合社会需求。埃及费昂斯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科技”人工合成品，是古代社会文明的结晶。

费昂斯一词的英文含义本来是彩釉陶，是指南意大利法恩莎（Faenza）地区出产的一种表面有着彩色釉层的陶器，其工艺最早在9世纪出现于伊朗或者中东，然后传到欧洲。该中文词往往同时涵盖了玻砂（Frit）和釉砂（Faience）两种人工合成物质。近代以来，西方考古学家在埃及发掘出了大量类似上釉工艺制作的珠子、饰品等。于是费昂斯一词的含义就被拓展了，特指埃及发现的表面有着彩色闪亮釉层的陶（砂）器，而且通常被称为“埃及费昂斯”以区别于现代彩釉陶。埃及费昂斯和现代彩釉陶最主要的区别是没有使用粘土，而是用石英和砂的混合物作为核，因此与其说接近陶器不如说是一种玻璃的原始形态。

费昂斯作为五六千年前的高科技，其生产工艺有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最初是在雕好的滑石胎上涂上费昂斯釉烧制。后来改为用石英砂加水磨成的膏来压模成胎，这样可以一次雕模，批量生产。无论石胎还是砂胎，表面所施的釉是相同的，都是掺入铜颜料来仿松石的青绿色和青金石的蓝色。这种上釉工艺叫“涂抹上釉法”。后来埃及人发明了自动上釉的方法——“失水成釉法”。在石英砂膏里混入碱、石灰和助熔物，这样烧制出来的产品表面自然会形成一层薄釉。这种方法省掉了手工涂釉的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中王朝时期，又发明了一种叫“吸附上釉法”。这种方法在容器放置釉粉，把胎体埋在里面加热，釉粉熔化后变成液态，被多孔的胎体吸附到表面，冷却后就自然成釉。

这三种上釉方法有一定互补性，失水成釉法工序简单，适合批量生产，但原始的石胎涂釉的方法更适合个性定制或雕工精细的东西。因此，带有精细的定制图文的圣甲虫印珠仍常用滑石制作，雕刻好后再用途抹或吸附的方法上釉，一直到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博物馆内多数圣甲虫上的费昂斯釉都已经完全变色或脱落，残存的釉色边缘呈渐变效果，从蓝绿色逐渐过渡到白色。

埃及费昂斯工艺成熟、造价较低，广大中产阶级妇女都可以有一颗象天空一样美丽的松石项饰了，虽然是山寨版的。费昂斯也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品销往其他附近的文明，如美索布达米亚、伊朗、努比亚乃至苏格兰。

宝鸡弓鱼国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釉砂制品

在中国西南和北方的两周至汉朝时期遗址也陆续出土了出土很多人造彩色珠、管，这些料器外表呈灰白、浅绿、浅蓝等颜色，不透明，一些表面有釉，其断口都为糙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其实这些材料只是釉砂，其中有一些其实是玻砂和玻璃，虽然年代相对古埃及要晚，但是其成分分析表明中国可能是上古时期除埃及以外世界上又一个釉砂生产中心。

但是有趣的是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中国存在成规模的釉砂出口，也许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资料会给我们揭示当时的情形。和古埃及类似，中国产的釉砂也是以石英质作为原料，主要区别是助熔剂改用中国常见的草木灰，由于草木灰大量含钾所以中国产釉砂（包括玻砂和早期玻璃）中钾的含量较高。有趣的是印度和南亚（包括百越）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钾钙系玻璃的主要生产国。早期的费昂斯珠管做工精致，比如战国的费昂斯算盘珠、汶川的费昂斯长管，但是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玻砂。通常作为奢侈品出现在贵族的服饰上。到了战国晚期乃至汉朝，大量做工粗糙（主要是烧成温度低、玻璃相少）的釉砂管珠、容器和饰品出现在工匠和平民的墓葬中，说明釉砂工艺逐渐成熟并走向平民化。

哈拉帕遗址

哈拉帕遗址位于印度河谷上游、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这一地区包括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东北山区，得丰富的半宝石矿藏之利，数千年来就是一个大的生产珠子及各种小装饰品的基地，两河流域的古代文献多处记录了与印度河谷的珠子和原料贸易。如果说中原的费昂斯工艺是西方的渊源，那么从印度河谷经中亚古老的贸易通道传入中原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工艺似乎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甚至更早的时间传入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一带并形成了个长期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