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铸至隋末的七百余年间，各朝代都有铸造，但形制大小不尽相同。正常五铢的钱文小篆，右读，即五字在右，铢字在左。但是也有例外的左读五铢：即五字在左、铢字在右。出现左读五铢的情况，实际上是钱文易位的结果。钱文易位有两种版别：一种是只有钱文交换位置，而“五铢”二字字形不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五铢钱十分罕见；另一种则是钱文易位，而且字形也随之反写。这种五铢钱被称为“传形五铢”异品，更是罕珍。

（图一，陕西省勉县馆藏的“传形五铢”与“拓片”放大图）

在陕西省勉县的博物馆里，藏有一枚属于国家“孤品”的三国蜀汉稀有货币——传形五铢（图一），这枚货币出土于1978年的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钱币的直径2·2厘米，厚0·1厘米，孔径0·9厘米，无郭，背为素面（见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二期）。

当初的五铢，钱重如其文，故篆书“五铢”二字。后来，因为历代铸造不一，品种繁多，所以，钱的重量、形式、文字、币值都有较大的变化，但是“五铢”二字“五”在右，“铢”在左的位置始终不变。蜀汉的“传形五铢”币，在文字排列上刚好相反，不但“五”在左，“铢”在右，而且“铢”字的“金”旁在右，“朱”字在左，如传向反面所书一样。

三国时期，各家自行铸钱，流通使用。据《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平定益州后自领益州牧，当时因为资源匮乏，军用不足，刘备十分担忧。刘巴向刘备建议说，这很容易，“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即可解决。刘备采纳其建议，“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三国志集解》云：当时刘备铸有“直百五铢”，又铸有“传形五铢”，称传形五铢为“蜀钱”。《三国会要·食货》解释传形五铢说：“如纸背传模，其文反，五在左，铢在右。铢字亦朱在左，金在右”，并说明这是因为当时在“戎马倥偬之际铸钱的省便”，反书其文，“又有利区别其他正书之五铢”，因此，“传形五铢”是历史上众多五铢币中最为特殊的一种货币。

探究造成“传形”的原因，是因为铸钱模范的阴文正写的缘故，导致铸出来的“五铢”二字也随之颠倒易位而反写。传形五铢存世罕见。这枚异品传形五铢钱肯定的更罕珍。

（以上文摘，详见郭清华《稀有的蜀币—传形五铢》四川文物1986年第二期，以及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二期）

（图二，本文所载的“传形五铢”）

本文也载有一枚“传形五铢”（图二），与陕西省勉县博物馆所藏的三国蜀汉稀有的“传形五铢”（以下称之为“馆藏”）的钱文书写的位置与方式都一致。所不同的是本文所载的这枚“传形五铢”的钱径2.48厘米，且有廓。

由于普通的“五铢”钱因为铸量较大，所以我还真的没太在意。某日，我入藏“窖藏”其他钱币时，其中也有一枚被一起稍带过来的五铢钱，也一直没引起我过多的注意。闲中无事时，我又对这些过去所入藏的部分古币，进行细致的辨别与品读中，恰巧这枚“五铢”钱，却突然掉在了地板上，当我捡起这枚五铢时，才觉得它也很精美，与一般的五铢钱有所不同，经过简单的“除锈”（“铢”字被钱锈掩盖，并进行了局部清理），再细端详才知是枚不可多得的“传形五铢”钱，其钱铸造的十分精美。与馆藏的“传形五铢”钱文中的“五铢”二字的位置相同，不但“五”在左，“铢”在右，而且“铢”字的“金”旁在右，“朱”字在左。所不同的是比馆藏的那枚“传形五铢”钱径更大、有廓，而馆藏的“无廓”，在品相上也优于馆藏。

本文所载的这枚“传形五铢”，肯定的也可以暂定为“孤品”（与馆藏的也有所不同，为我目前仅见品）。虽然，钱学界的前辈、学者早已定馆藏的“传形五铢”（图一）为蜀汉所铸。由于考发掘也仅此一枚，在年代的判定上好事略显证据不足。而本文所载的这枚“传形五铢”（图二），是不是蜀汉时期所铸？本人尚存“疑问”。经过查阅“泉谱”中一些“五铢”资料，虽然这些资料上无“传形五铢”方面的图录，在对谱载的已知五铢钱的钱文与形制的比较，我认为是东汉灵帝时期铸造的可能性较大，也未必“传形五铢”钱只有蜀汉时期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