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到1943年9月是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发展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以武装斗争为主，1941年底，国内产生了几支持久、稳定的武装抵抗力量国内出现了几支固定的游击队伍，其活动也从分散、零星变得有组织、有计划，对意大利法西斯的统治造成了更有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破坏。
此外，国内还出现了主要的抵抗组织与党派，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全民族抵抗的概念，带领阿尔巴尼亚走上了联合抵抗的道路，使得抵抗力量的队伍不断壮大。到1943年夏，阿尔巴尼亚人民迎来了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最后的胜利。
国内游击队伍的发展1941年4月7日,一群自称为阿尔巴尼亚抵抗意大利统一战线的部落领导人，以及同行的SOE贝尔格莱德的奥科利尔·希尔上校，在南斯拉夫的帮助下，带领约300人的武装力量，穿过科索沃恶劣环境的山脉，进入阿尔巴尼亚北部，意图鼓励北方部落首领们反抗意大利侵略者。
这次行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有:阿巴斯·库比、曾担任索古政府的秘密警察局局长的捷马尔·赫里，他们都代表着联盟运动的右翼:指挥官是以加尼·耶乌奇为首的三兄弟，他们代表着中立力量;穆斯塔法·吉尼什则代表左翼的共产主义;此外，还有动员部落成员共同加入的伊胡米的首领穆哈雷姆·巴耶卡拉塔里。
他们原计划借助天主教部落的支持进攻斯库台。但是，因为意大利政府给予天主教的特权，因此，这些部落并不愿意帮助他们。不得已之下，这些游击队伍撤回到穆斯林的领地。
然而，4月14日，随着南斯拉夫军队的崩溃，阿尔巴尼亚各队被困在了北部的山区里。这次联合不同力量进行抵抗的尝试失败了。各队伍的首领们决定撤回各自的区域等待事态的发展。
5月，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遭到意大利人越来越多的恐怖行动和镇压。本月，有21131名阿尔巴尼亚人被宣布为当局的敌人，1130所房屋被查，5270名爱国者被带到意大利的集中营。
然而，意大利法西斯的恐怖镇压并没有击垮阿尔巴尼亚抵抗者们的坚定意志。到1941年底，几支持久抗战的稳定的游击队伍已经形成。这些队伍以回归的游击队领导人为核心组织起来。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同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自身历史一般，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之路也是崎岖与多变的。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范·诺利与他的同伴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反对索古政权的民族革命委员会。
该委员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系紧密，后者向其提供政治和财力支持。诺利本人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个对苏联政府的政策表示同情的激进分子，但他的一些年轻追随者在听取了莫斯科开设的特殊政治课程后转变为共产党员。
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克莱门蒂，他在1930年被送往阿尔巴尼亚组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负责在科尔察地拉那与其他中心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建立初期，这些小组各持己见，因此并未能成功地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政党。
1940年1月,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该国的其他区域并在地拉那组建了一个分支，由恩维尔，霍查担任领导人。2月该小组内产生分歧，并独立出一个派别，命名为“青年(youth)”小组。
该小组与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但主要信仰与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虽然也组织当地民众进行抵抗运动，但因规模小，因此影响一直微乎其微:各小组之间这种微妙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
当日，德国骤然入侵苏联，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随即跟随意大利政府向苏联宣战。这一消息对阿尔巴尼亚各共产主义小组有着重大影响。许多成员视苏联为思想与行动的旗帜，因此，当苏联被拖入战争后，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了“强大的、真诚的战友与同盟者”。
“我们的斗争不是在苏联参战后才开始的，但是在苏联参战后，我国人民就感到自己的鲜血不会白流了。”:“.特别是在下面,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各小组之间的无益争执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危害，感觉到迫切需要结束这种政治局面，为在阿尔巴尼亚实现运动的统一创造必要条件。”
“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发表了一项宣言，呼吁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共同抵抗侵略者。可以说，苏德战争的爆发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从死气沉沉的状态唤醒，加速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
11月14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地拉那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经过热烈讨论，确定并通过了党的基本原则，并决定其基本意识形态和组织。
会议决定解散共产主义小组，并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派。成立大会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定为:
为争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在摆脱法西斯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
“大阿尔巴尼亚”是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心中的一个祖国领土统一的概念，是阿尔巴尼亚入根据这些地区目前或历史上的存在而提出的，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西部、塞尔维亚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区和希腊北部(察梅里亚)的一部分。
“大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主要被西方学者、政治家所使用的术语。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不喜欢“大阿尔巴尼亚”这个表达，而更青睐于使用“种族的阿尔巴尼亚”来指代其种族发源地。
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和1913年大使会议，阿尔巴尼亚边界附近的科索沃和察梅里亚这两个地区分别被划分给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但因为这两个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阿尔巴尼人，因此，仍被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视为其民族传统领土。
科索沃位于阿尔巴尼亚东南部，此处生活了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视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为异族，不满他们的统治已久。因此，当1941年春德国将该地控制权交与意大利，而提出的将科索沃纳入阿尔巴尼亚版图时，得到了许多当地阿尔巴尼亚人的支持。
“科索沃居住着85万阿尔巴尼亚人，身体强壮，精神坚定对祖国统一充满热情。显然，塞尔维亚人害怕他们…人们必须在科索沃采取一种与自己利益攸关的政治。这将有助于在巴尔干地区继续存在一个民族统一主义问题，使阿尔巴尼亚人自己的注意力两极分化，成为南斯拉夫背后的一把刀。”
“然而，他们的愿望注定要落空了。科索沃地区的并入和粮食供应的增长的确为意大利当局及傀儡政府赢来了短暂的支持，但这些并不能弥补意大利入侵对阿尔巴尼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除此之外，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对意大利人不利，越来越多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开始反抗意大利的占领。
佩萨会议与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为了团结阿尔巴尼亚境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同时，强化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阿共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9月16日举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代表会议。
会议在地拉那附近的佩萨村举行。参会人数约有20人，主要是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游击队领导人以及爱国人士，除了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一位重要的非共产党人士，即君主主义者--阿巴斯·库比，以南方地主、自由派等为主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拒绝参会。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民族统一阵线--民族解放运动。
大会确定了共产党制定的民族解放纲领，主要内容为:为毫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和卖国贼，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阿尔巴尼亚而斗争;不分阶级、政治信仰、宗教和地区，把一切政治的阿尔巴尼亚人牢固地组织到民族解放统一占线中;在各地建立民族解放会议，作为团结和动员人参加斗争的机关:宣传和准备人民武装总起义，这种起义是游击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必然结果。
总理事会监督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各党派单位。根据霍查的建议，那些尚未解放的地区将充当宣传机构，收集战争所需的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组织反对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的经济斗争，破坏法西斯分子的农产品积累:而在那些已经被游击队解放的地区，将成立地方议会，作为“人民权力的机关”。
这次会议之后，游击支队和地方志愿队伍等迅速增加。根据党史记载，到1942年底，全国共约有2000名游击队员，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和预备役人员。
佩萨会议的成功以及“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民族抵抗势力的正式诞生，它团结了各派反法西斯力量，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而战斗，粉碎了克鲁雅的分裂抵抗运动力量的阴谋，促进了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同时，该阵线的政权实际上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掌控，其建立也大大提升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和力量，使其在战后夺取国家权力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