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松先生乃我寿州书法之旗帜，原居淮上，近客省城。以个人之拙见，先生为名副其实“诗林之侠客，八法之散圣”。

之所以如此赞誉先生，忽想起袁宏道对徐渭的赞誉。徐自称的“南腔北调人”，余先生一部《半醒人语》可谓“嬉笑怒骂皆文章，行藏去留尽话题”，足见先生具有时下文人所难得的孤傲、自负。

一、余国松先生诗之品格

对于诗词，笔者一窍不通，相对于寿州诗词名宿朱鸿震田园、叙事、记景、抒情之风，余先生之诗更能体现时代特色，如匕首，如投枪，极具鲁迅之风，甚至有“杂音”，然皆不失高雅之格调，韵律之和谐。关于时事、时人之感发，先生微信朋友圈常有大著，仅从吟评“中国十大女书家”组诗可见先生文笔之犀利。“褒贬抑扬”入木三分，如《致××书协评委》：“论功赏趣比诸家，资位哪堪搅扰嗟？不是梁山排座次，岂因长幼别蕾葩？布衣铁砚动京畿，书圣兰亭早岁夸。未逊须眉翰墨女，何须十大辨高差？”如《江苏孙晓云》：“龙蛇有法在山阴，晋韵于书贵比金。指腕臂身传卫道，横撇竖捺出王箴。卅年读展轻君字，此后观笺羡汝襟。岂叹羲之人去远，犹存一脉即甘霖。”如《北京韩××》：“闻说家熹是汝师，吾怀老友恨偏迟。欣观已具启翁骨，喜见还侪院士资。道德金刚经版出，京腔匾额帝城驰。艺文重韵轻多寡，临到帖魂方是诗。”

余先生之诗并非一味“挑刺”与“褒奖”，他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在一首《嘲己》诗中云：“年近从心不逾时，谈经论道俱偏迟。日观瓦瓮同鱼语，夜伴青灯品旧诗。何必言书别俗雅，哪堪濡墨舞参差？诸公座次已排定，杞国忧天笑我痴……”当人书俱老状态下，一切都是浮名，唯有“顺其自然”才是大道。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余先生之诗偏重于抒情及“争鸣”的展开，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毛诗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用，相得益彰，是余国松先生律诗重要的风格特点。

二、余国松先生之书法风格

余国松先生字是“传统”的，更是“当代”的。

传统，是历史的积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神秘莫测的大山，它横亘在每一个书法家面前，当你徜徉其间，种种现象接踵而至：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悦，也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迷茫失落。如能踩着前人踪迹，建造自己心灵的书法大厦，当是真书家；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书法达到了前所未有之境界，当为大师。

传统，对于余国松先生来说，既有借鉴，也有超越。

余先生的传统一是“古”，二是“今”，正如孙过庭所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观《余国松书法作品集》，无论是正草隶篆，均以“高古”胜。字古而不俗，字古能彰显大雅之气。陈祥明先生在作品集《序二》中云：“入古出古，亦古亦新，高古而弥新。”余先生作为草书大家司徒越的弟子，曾取法恩师，他亦临习过林散之的草书，但后来却直追晋唐，向阁帖学习，由师法今人到“泥古”，这里面不仅需要胆魄，更需要才情与智慧。司徒老草书以圆转取胜，通篇章法真力弥满，点画盘根错节，似云雾缭绕，在天飞龙。散老草书水墨洇晕，如不食人间烟火之高僧。余国松先生的草书在“古”与“今”上面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有上面两位先生的影子，也有晋唐及王铎的踪迹。并且糅碑于帖，使其线条笔道一波三折，劲健硬朗。行笔中锋，彰显铁画银钩之势；余先生的草书也借鉴了明国时期寿州书家张树候先生，以瘦硬骨架为结体，中宫紧束，骨骼嶙峋，秀朗挺劲，风神迥然。再加上先生对章草的取法，所以其草书有古拙、老辣之气。

余国松先生的隶书早年取法邓石如、葛介屏，近年对《礼器碑》情有独钟。从作品集中的隶书作品来看，扎根《礼器》，亦有葛氏波磔顿挫分明的特点。杨守敬评《礼器》:“隶法实佳，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但他接着又说：“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余先生在此碑取法上力避波画的“逆入平出”，以魏碑和行书入隶，故起笔处的逆势形迹不外露，波画微顿轻挑，更显飘逸。余国松先生的隶书颇具北碑的清刚凌厉，他是将汉唐书法的气魄骨力、内蕴风姿与北碑的峻拔刚断、萧散灵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其隶书沉稳工致，点画精熟，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余国松先生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上抛弃刀刻痕迹，追求笔墨情趣。每一点，每一画，每一个转折都有着一定的变化，这是对甲骨刀笔意趣的进一步解读。中锋、侧锋并用，方圆随形就势，燥润相间，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余国松先生书法作品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创作形式的前瞻意识

在《余国松书法作品集》“导读”中，先生说“在保持书法清雅格调的前提下，追求书写形式的多样性”，比如武则天臆造字集联、异体字作联、藏字联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余先生书法创作的“思想”性。奇文异字乃书家创作之大忌，稍有不慎，便落俗套。由俗变雅难，大俗中追求大雅难上加难。先生敢于弄潮，说明其力求独创意识、首创意识，这种独创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挖取民间艺术或者说是民俗艺术之精华，进行的尝试性创作。这种创作，如果没有深厚的书法技法（文化）做支撑，只会流入俗格，成为他人笑柄。纵观当代书坛，亦有好事者以垂露篆、悬针篆、柳叶篆、飞白书等已被历史淘汰的文字（书体）作书，但都免不了一个“工艺”性质。

先生书法作品的形式有很多都是长篇巨制，四屏、六屏、八屏均有，让我不禁想到了寿县博物馆所藏的梁巘、薛鸿的十二扇屏。作为一个真正的书家，首先要敬畏文字，其次要有历史责任感，担当意识，余国松先生作为一个文化人就有这种超前意识。

作品集中的另一种形式体现是一些作品的章法布局：一是借鉴砚铭形式，短文环绕四周，中心长跋；二是借鉴批注形式，作品中间注释，调整大幅作品中的满、板弊端。

2、书写内容的文化体现

当代书法创作的内容由抄诗转化为时下流行的抄文、抄论，无论书家创作技法如何娴熟，都免不了一个“写手”这样的定论。余国松先生精诗文，善书法，为自己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强烈的个性解放，也最大可能地发挥创作主体自由的能动作用，在破坏“当下”的艰难探索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内容上的，同时在情性的抒发上都有突破。可以说，余国松先生为安徽书坛张扬个性的书法风格起到重要贡献。他不仅以自己的诗歌进行创作，同时抄录寿州名家诗文等，如张树候、朱鸿震。

我们在余国松先生的笔下，不仅看到了他是如何大胆地改变了传统书法线条的品质，运动节奏、墨色变化和空间效应，还看到了他用诗歌去交流，用文章去说话；在他的笔墨间，是一个真正文化人掷地有声、不逊前贤、前仆后继探索的足迹和强烈翰墨情节的瞬间释放。

合肥陈东原《淮南耆旧小传•叙》云：“吾于先生之精神，因益钦服。遂时就其乡人，问询先生状况，言者莫不曰‘其人甚怪’。及追问其所谓怪者，又皆无辞以解，意先生必为非常人耳。”

此段文字说的是民国时期的书法大家张树候，然对于余国松先生给我之印象，亦是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