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按｜去年年底在社科文献参加十大好书评选，偶然发现一本有趣的书，书名叫《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旁边的评委复旦大学章清教授说，作者曹南屏是他的学生。虽然这本书没在候选书单里，但评选结束后我把这本书拿回家来读。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题目，对这个选题我有很大的兴趣，读后更是对晚清士子们的考试环境和那时期的阅读环境多了一层有趣的理解。今天分享书中一个小章节，谈了几本晚清科考畅销神作。
晚清科考学子必备之畅销神作有哪些？
文｜曹南屏
1915年,《申报》《大公报》等报登出的《征集科举用品大悬赏》列出了多种“考试前应用”书,计有“《能与集》、《启悟集》、《文津迎机》、《小题约钞》、《仁在堂全集》、《青云集》、《七家诗》、《九家诗》、《试律初津》、《养云仙馆》、《水竹居赋》、《得月楼赋钞》、《赋学正鹄》、《字学举隅》、状元榜眼探花之殿试策、《文料大成》、《诗韵全璧》、《四书大全》、《四书五经味根录》、《诗句题解》、《事类赋统编》”等20余种。
此外，另列有“考试时应用”书籍,如“《四书全注》、《五经全注》(二书须大如豆腐干者)、《小题三万选》、《搭截大成》、《玉芙蓉试帖》《赋海》、《圣谕广训》、《性理大全》等数种。这些如今看来名目生僻的书籍流行于晚清时期,可以说,中国不同地区志在读书、应考的广大士子,大体都有类似的书单以应对科举考试。
《启悟集》，晚清科考学子必备之畅销神作
在晚清科举考试用书之中,除了具有“时效性”的新科闱墨之外,还有多种书畅销不衰,流传于全国各地。《启悟集》即为最著名的科举考试用畅销书之一。该书在晚清极为流行,各种坊本颇多。笔者所见版本为道光九年(1829)重镌版,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书名页,题为《初学启悟集》,版心则有“幼童举业启悟集”字样,为“江宁汪承忠评选”,分为4小册,由恒有堂梓行。
该书之功用,即在教导学子如何写作八股文,教给学子如“破承题法”“破题定式”“起讲法”“提股法”“虚股法”“出题法”“全篇文法”等撰作八股文的种种捷诀,除了方法的讲之外,每一种方法之后附有多篇范文,并加以评点、讲解,以使学子了解八股文的写作要领。
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殿试头名状元梁国治《启悟集》手抄本
道光初年即已通行的《启悟集》一书,此后一直是在各地垫师、应考士子间十分流行的读物。据赵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日记所载：“平邑(按:指平阳县)一士人,性迟钝,一日从《启悟集》默悟心开,一战而捷。”在这则故事里,《启悟集》显然是有效的速成之书。至1880年,晚清大儒、被称为乾嘉朴学之殿军的俞樾(1821~1907),在《课孙草》一书中,也曾述及撰作这数十篇时文范本的缘由：
孙儿陛云(按:即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年寝长矣,思教以为时文之法,而坊间所行《启悟集》《能与集》之类,不尽可读,因作此三十篇以示之。
虽然作为饱学鸿儒的俞樾对《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考试用书并不欣赏,因而另作三十篇范文用于教导其孙俞陛云写作八股文,却也揭示出这类书籍盛行于坊间的事实。《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考试用书,其功用即在于让参加科考的士子在短时期内掌握八股文的写作要领。王仁俊(1866-1913)在为其好友所编的科举考试用书撰写的序言中,也对二人少时一起问学的读书经历有所回顾：
回忆少时与玉书(即项思勋,江苏元和人)攻帖括,诵《启悟集》《能与集》,才能握管为文。
旧时的蒙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将学生送进科场,以博得一第之荣,所以,通常在蒙学教育的最后阶段,蒙师就主要引导学生撰作八股文。与此同时,《启悟集》《能与集》之类的科举考试用书也登堂入室,成为考生时常使用的“登瀛宝筏”。而俞樾原本为了“课孙”而作的范文，也被坊间以《曲园课孙草》的书名广为印行,成为又一种科举考试畅销书。
《曲园课孙草》
直到清末科举改制之前,《启悟集》一直是科举教育中的畅销书。作为一本享誉士林的科举考试用书,《启悟集》在许多经历过科举的人所留下的资料中都有记载,亦可见此书流传之广。严独鹤(1889-1968)在滑稽小说《小说迷》里,塑造了一个不喜仕进的主人公,并用了“小说迷”这样一个代号指称他。小说中提到,“当时正是科举盛行的时候”,“小说迷”的兄长,“便没日没夜,埋头在《启悟集》《目耕斋》这些书中”。
另外,黄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张志鹤(1879-1963)的个人经历,也提供了阅读《启悟集》的生动个案。在《我生七十年的自白》一书中,张志鹤提及,12岁那年,他在舅舅家“寄读”并向塾师讨教“做文章”的方法:
时两表兄已学作八股文,名曰“做文章”,我以为奇怪。问先生:“文章如何做法?”谈师曰:“汝若有意为之,可教汝作雨句破题试试看。”乃以“学而时习之”句为题。先讲解题意,及破题做法，令作两句,写在习宇簿上。师阅之,谓尚可,惟第二句未用“乎”字,不合式。翌日,再以“君子务本”句为题试之,与从舅顾公心莲同阅,皆认为可教。谈师检出其旧藏《启悟集》一册见示,盖其中自破承题起,作文初步法也。遂为我讲授,亦依三六九文期,命题试习之。
虽然,为了让孙子“识几个字”而送他去念书的祖父,并不赞成张志鹤“做文章”、应科举,后来断然阻止他走科举之路,但是,张志鹤的回忆也展现了《启悟集》一书在科举教育中的实际使用情形。
《能与集》，科举考试利器
与《启悟集》并称的另一种科举考试用畅销书名为《能与集》,其作者为李锡瓒。乾嘉间,太仓李氏一门兄弟五人,都是“举子业”中十分出名的人物,尤其是李锡瓒对清代科举史颇为重要。因为他就是《能与集》的作者,并且其以“蘅塘退士”署名刊行的《唐诗三百首》,更是被后世的中国妇孺皆知(一说“蘅塘退士”为孙洙)。
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
徐珂的《清稗类钞》对此有过描述：（李)锡瓒,字柜香,所选《能与集》,与晚年自号蘅塘退士所选之《唐诗三百首》,尤为脍炙人口。其于《三百首》,则自署日“蘅塘退士”,盖晚年所辑也。二书皆制举家之圭臬。《能与集〉为小试利器,《唐诗三百首》则试帖虽废,而学者犹吟讽之。
这里点出李锡瓒编纂《能与集》的目的在于应对八股文写作,而编选《唐诗三百首》的目的则是应对科举考试中的试帖诗,也因此,这两种书都成了晚清科举考试用书中的畅销名作。
李锡瓒曾任松江府华亭县教谕,其传见于《华亭县志》。据此可知,李锡瓒号粔香,太仓直隶州镇洋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生前即以“工制举业”闻名。
晚清所通行的《能与集》,有不少是经后人增删过的“改本”。如,江西南康府星子县的熊大有著有《能与集》的“改本”,见于江西地区《星子县志》的记载,此亦可见此书流播之广。笔者所见之《能与集》也是如此,属于经后世人增选、加注之后刊行的版本,题为《增选加注能与集》,其目录页内所列的著者为“李柜香先生改本、金研香先生评”。
《金评能与集》
该书保持了《能与集》的大体面貌,即选取了以《论语》《中庸》《孟子》的内容所出制艺题目的一些范文,还就“长搭题”这一题目类型做出了示范与讲解。此外,则增选了《制艺偶钞》一书中的8篇范文以及张太史(即张江,?~1726)所撰的2篇范文,将《能与集》的内容加以补强,同样属于一部旨在指导读书人撰写制艺文字的入门读物。
不久,此书又被一个名为唐少邨的人梓行。此后则“翻板甚夥,讹字愈翻愈甚”。《能与集》在当时的流行情况,赵钓在日记中也略有所陈。咸丰三年(1853),在家乡以课徒为生的赵钧,叙及教学要旨即言曰:“教初学作文,必自浅而渐及深。家旧藏《训蒙初编》、《能与集》改本、《张太史塾课》文删本及《玉玲珑》四种,余皆校过,最宜初学。”可见《能与集》改本以及张太史的文章,也是温州地区塾师手中的常见读物。
《目耕斋》，“议论最爽”的科考用书
“目耕斋”系列则是另一种畅销的科举考试用书。选刊《目耕斋》的是浙江钱塘人沈叔眉,目耕斋是其家塾的名字。笔者所见《目耕斋》,书前有同里人士沈拱辰所撰序文,落款时间为道光十八年(1838),则其首度刊行时间应该距此不远。该书一直流行至清末。另有厦门多文斋所刊的版本,刊行时间为“同治庚午(1870)春”。罗功武的《粤故求野记》记载,同治初年以后广东地区士子中还流行一种名为《铁网珊瑚目耕斋》的书。
《目耕斋》一书的阅读情况,也不乏记录。1883年,安徽桐城人姚永概(1866~1923)的日记内有“向坊间买得小本《目耕斋三集》归”的记录,此后多日,姚都在阅读此书。1888年,陈汉章(1863-1938)参加该年戊子科乡试之前,其日记中也有“点《目耕斋文》二卷”的记载。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许宝蘅1892年的日记中。此外,朱一新在写给其子朱萃祥的信中,也推荐了《目耕斋二刻》,认为其“议论最爽”。
《目耕斋》初集、二集、三集、四集
更说明问题的是,1889年7月21日,上海点石斋依旧在当期《申报》的头版广告中,大力推销《目耕斋制艺》《己丑会墨》《四书典制类联》(十三经策案》《廿四史策案》《增广策学总纂大成》等数种书。其中,《目耕斋制艺》被列于诸书之首,并言:“沈氏少潭所选之《目耕斋制艺》,久已脍炙人口,其文大都骨重神寒、宏深肃括之作,近科乡会墨大半脱胎于此。”其广而告之的意味虽然明显,然其书对于乡、会试中的“售者之文”颇具影响殆为实情,故此书自梓行之后,在坊间一版再版,几于行销全国。正是由于该书的畅销,1891年广州文贤书屋“再延高明校勘,加朱批点”,推出《朱批目耕斋全集》,由广州城内学院前的麟书阁发售。
民国年间，一位亲历晚清科举教育的读书人，还清楚记得《目耕斋文》是“光绪中叶,最为流行者”之一，称为“投时利器。“镇江读书人杨方益生于科举停废以后四年,但也清楚记得“清末,最出名而掷有广大读者——图谋猎取功名的读书人——的选集，要算《墨耕斋时文选集》(书名全称已模糊,但‘墨耕斋’三字记忆犹新)”。此处“墨耕涪”当为“目耕斋”之误。
由于《目耕斋》如此流行,以至于李涵秋(1874~1923)在其小说《广陵潮》里,还描写了一位“每晚必熟读《目耕斋初集》五十遍”的塾师何其莆,将《目耕斋》作为勾勒塾师形象的重要道具。
在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中,小说主人公老残到了山东的东昌府(府治在聊城）,并对当地的书店有细致的描绘:“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寻了许久,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三间门面,半边卖纸张笔墨，半边卖书。”虽说在见过大世面的老残看来,这只是家“小小书店”,但是据书店掌柜所言,这家书店在黄河以北已经算是颇为可观:
济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说,若要说黃河以北,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大半在杂货铺里带卖书。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
在书店掌柜的言语中,这个“文风最著名的”东昌府,下辖十个县,“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一个看似门面颇小的书店,如何能如书店掌柜所说,供应这么多书呢?这一点,小说中的书店掌柜也有解释:“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老残游记》所描摹的东昌府的这一家书坊,可以看作晚清各地府城、县城之内书坊的一个缩影,其经营模式即在前店后坊,雕板刻书的工作在店后的作坊内完成,而书籍则由当街而设的店铺售卖。罗列于这家书肆中的书籍,在掌柜看来“讲正经学问的”有《崇辨堂墨选》、《目耕斋》(初、二、三集)等相对晚近的科举考试用书,以及《八铭塾钞》这样稍早一些的科举考试用书;所谓“讲杂学的”有《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再要高古点”的,则有《古文释义》，另加一部“宝贝书”《性里精义》。
书店掌柜还提到,书店自行雕板的书,还有“四书”,“《诗》《书》《易》三经也有”,“若是要《礼记》《左传》呢,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可以发现,这“黄河以北”的“第一家大书店”,所售书籍还是以蒙学、科举考试为目标,并且紧緊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礼记》《左传》等书则没有储备,需要到省城济南的书店购入。若将这家书店所售书目与清末著名出版商南京李光明庄所出书目略作对比,可以发现,该店所卖的科举考试用书与李光明庄所出的此类书籍大体类似,表明《目耕斋》《八铭塾钞》等书也通行于南方地区。
本文选自《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
曹南屏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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