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古代起就将师和天、地、君、亲排在一起予以敬奉。教师是教育的载体，乡村教师的作用更不容忽视，这个特定的群体，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生存。清末民初正处于中国社会大的转型时期，乡村教育事业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教书先生承前启后，扮演了多重角色，对当地以及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清末民初忻州教育概况
清末民初，西潮汹涌，新潮乍起。自晚清“废科举，兴学堂”以来，兴办新学的潮流开始从都市延伸至乡村。“学堂深入地方并引起各种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但新式教育的演进又是缓慢的，乡村中的私塾教育依旧兴盛，出现私塾与学堂并存的局面”。教育的发展对教书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落中的教书先生也是新旧并陈。
忻州书院始建于明嘉靖十一年，清乾隆四十年改称秀容书院。光绪二十八年，秀容书院改称中学堂，民国元年，又改称忻县中学。但教育还是以民间的私塾为主。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初等、高等小学校取代了私塾。在这一时期的前后，办起首批初高级小学、女子两级小学、简师班、职业培训班、乙种商业学校。
1、私塾
清代忻州私塾一般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专馆，即由一两户官宦巨富，聘塾师在家庭设馆（双堡和嘉禾村）；二是塾师自己开馆授徒，这种私塾在城内和各大村庄多有设立；三是季节性私塾，大多设在小村山庄，塾师由村内出资聘请，教授全村儿童。
2、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国初期有较大发展。民国八年（1919年），原县立高等小学堂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在各区增设5个高等小学校，原女子初级小学堂改为女子两级小学校。各村还逐步办起国民小学校。当时学校的发展，同辛亥革命前后本籍留日学生回县传播新文化、倡导教育改革有关。温村同盟会会员梁硕光，留学日本回国后，“大倡革命”，创办学校。北关人米庭珍，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李淑卿等筹款创立学校，并与赵遂菴等捐资创立女子小学。温村的梁歌九也设立“小学”，以“教化乡之儿童”，学者多至百余人。
3、中学教育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秀容书院为中学堂，米毓瑞任堂长，民国元年，又改中学堂为忻县中学校。此后30余年，中学仅此一所，每年五、六个班，在校学生200多人，只是曾附设过简师班和乙种商业学校。从民国元年至二十六年，共毕业29个中学班和师范班。
4、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附设在县立高等小学，有1个班，30余名学生，学习1年，毕业后全部当了小学教师。民国八年，又开办了师范讲习所。
二、清末民初忻州村落教书先生的来源
清末民初，忻州村落的教书先生主要是源于旧知识分子的转化与新式学校（学堂）的培养，还有部分宗教学校教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旧知识分子主要是针对乡村私塾先生而言，据《忻县志》载，忻州在晋朝以前就有了私塾，到了清代，发展到鼎盛阶段，辛亥革命前后，新式学堂兴起，部分塾师也开始改良。新式学校培养的教师则包括普通中小学、中（大）学师范甚至一些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他们在推进新式教育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旧知识分子的转化
中华民国以民主共和的理念建立，这期间经过“废科举，兴学堂”，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乡村教育事业发生了较大程度转变，办学方式、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队伍上都更加现代化。对于乡村知识阶层尤其是乡村塾师阶层而言，当时的乡村现实希望他们有所改良。忻州村落的私塾先生在乡村进步以及新式知识阶层的不断冲击之下接受教育改造，在倡导新学的潮流中充实基本知识，改良教育方法。改良后的塾师依旧可以开办私塾，这时的私塾大多就具有了新式学校的机能，较好地补充了乡村基础教育的空缺。他们还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当教员，而且能够兼办民众教育，如成人识字班或扫盲班。例如民国18年，忻州双堡就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村办民众学校，以识字为主并推行注音符号的传习，当时的教书先生有郜子聪、郜秉宏。大部分旧知识分子改良后也基本能达到传播知识、教书育人之效果。
忻州新路村连氏家族，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自己兴学堂，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致力于家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十八世连隽堂为例，他是旧知识分子，在改良自身的同时，也推进了本村学堂的改进。连隽堂，字子英，增广生员。鉴于族中子弟终日饱食，无所用心，堕落不成器之现状，他于光绪二十年在新路村双合巷书院创办“三新斋书舍”，即今天的“学前班”，凡学龄前子侄，每日上下午认字、学诗、朗诵，听幼儿故事，以使子侄们在入学前都已能认得200-300字，能背诵20-30首唐诗。清光绪二十五年，连隽堂将“三新斋书舍”迁至双合巷第一幢两进院，匡村名儒邢参元（字赞臣）、南关进士张钧等先后在书舍教书，连安堂等练市子弟及解原张佐廷（字相臣）、匡村邢纶（字静文）、大檀村赵良辰（字遂菴）等都在此受教。在清末西学的影响下，连隽堂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于光绪三十三年在村东永安堡设立“养正书舍”，聘请太原优级师范毕业生、大檀村赵良辰教授在此传播新知识。后来连隽堂见赵良辰学识渊博，见解新颖，颇有建树，鼓励、介绍并资助其留学日本。
（二）新式学校的培养
民国乡村教师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最初以失意的科场士子、改良后的塾师为主，后期以中小学毕业生、教会、西方学堂以及师范学校毕业生为主。接受新式教育的教书先生一般都较年轻并逐年增多。“全国范围来看，乡村教师以初中毕业者最多，占总数的35.7%；师范学校毕业次之，占28.1%；小学毕业者占14.6%;乡村师范毕业者占9.5%；其他学历者占少数”。
“据民国六年统计，全县共有教师370人，其中大学毕业者7人，高等师范及专门学校毕业者各1人，省立师范毕业者5人，简易师范毕业者38人，中学毕业者70人，商业学校毕业者21人，小学毕业者227人”。
忻州村落当时涌现出大批新式学校培养下的教书先生，例如，石培仁、许子翰、赵桐、鲁践、梁硕光、赵良辰、高崇秀、王振垣、连元璋、李良和、石莹、张文同、高亮中等等，其中以赵良辰最为典型。
赵良辰（1875-1928），字遂菴，忻州大檀村人，前清生员，一派儒生风度。童年时代经历了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金田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法国入侵、沙俄割据、美英吞并，整个神州大地支离破碎，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私塾读书的赵良辰深感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使命的重大，于是产生了“掌握知识，救国救民”的思想。1895年，赵良辰考入了省城太原的优级师范学校，在校学习中，他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刻苦钻研，积淀了相当浓厚的文化学识底蕴，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9年毕业后前往本县流江村，投身教育战线，他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将自己所得的菲薄薪俸除维持最低家计生活外，节余的部分积攒起来，与学友北关人氏、社会名流米庭珍携手共计，解囊倾献，创办了流江村女子学校，为推进新式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该村八年岁月的“不遑忙碌”中，他培养出不少胸怀大志的男女才子，之后考取了日本留学生。
（三）宗教神职人员
宗教学校虽然分布不是很广，但也是清末民初忻州村落教育独特性的体现，以奇村镇为典型。小小的奇村，三家教会（耶稣教、天主教、基督教大同会）并存，在当时被称为“宗教城”。
耶稣教远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就有，地址在奇村大南街东巷，名曰“福音堂”，即为教友礼拜的场所，内设执事一人，做饭守门一人，“福音堂”小学教师一人，平时有小学生一、二十人，都是教友子弟。耶稣教属基督教，基督教在忻州境内创办学校，民国三年（1914）创办崇实小学，招收忻、定、崞等县的教徒及其子弟300余人入学。是年，又创办妇人学校。民国十九年，创办庄磨镇学校。
天主教民国十年后在奇村小东街修建教堂，其规模远胜于耶稣教的“福音堂”。到了民国二十年以后，西北乡的大村庄差不多村村都建“天主堂”。教会内设有神甫一人，执事一人，和天主教的小学教师一人。外国人每年来数次，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基督教大同会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成立于民国二年，会址在奇村堡子街，创始人为忻州温村的梁硕光。命名“基督教大同会”，据说主张是合儒、释、道、耶、回五教为一，旨在抵达大同世界。大同会会址设有书房院，书院有教会附设的学校，梁硕光总摄会务，教师有赵善言和冯道远。梁主讲佛经，还讲孔孟之道，有时亦讲耶稣教、道教、回教的经典。他又重视儒家礼乐，在教会和学校中，教练民族乐器。教会曾收过百余名学生。接收学生的规定是，凡信仰大同会的商绅即可将子弟送往附设的“书院房”学习，白天讲授四书五经，晚上参加礼拜奉经，可随时入学，也可随时退学，最后有一部分高生随梁赴省城中学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