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有一次，他来店，因谈话时间过长，已到中饭时候，我给他准备便饭，边吃边谈。当时，自石老人已年过古稀，来去多有人陪不方便。后来，我就主动去他家送刻刀。他住在西单跨车15号，一个整齐的三合院。北上房是他的画室。面室布置得很简朴，有一个大画案，一张八仙桌，两把官帽椅子。我每次来他都是热情地迎送，有时还留我吃饭。
由于我为刘淑度女士和白石老人做了不少满意的刻刀，他们师生也送给我一些可资纪念的礼品。1932年刘淑度特意给我刻了一枚寿山石名印送来。在印的侧面刻下：“张君善制刀，刻石如泥，不亚昆吴（应为“吾”）。乃用君家刀为刻名印。”这两句话，说明艺术家喜爱工具的心情。这枚名印，我至今一直保存着。
1934年，白石老人送我一副亲笔书写的对联，写的是：“我有钳锤成利器，君由雕刻出神工。”上款是：“凤鸣兄惠存”，下款署名“白石”。这对我这个普通的铁匠，真是莫大的鼓舞。稍后他又送我三幅亲笔画。一幅是写意画螃蟹，一幅是工笔画蜻蜓，还有一幅是工笔画蝈蝈和白菜。螃蟹腿上的绒毛都可看到，透过蜻蜓的翅膀，可以看到蜻蜓细小的脚，碧绿的蝈蝈爬在大白菜上，形态逼真。我接受这珍贵礼品后，特意把这三幅画请专门裱画的新华街玉池山房裱画铺加工裱糊，为这三幅画增色不少。那时花高价买齐老的画、篆刻，都不容易。而齐老却一次送我三幅画，这是多么深的情意呀！我们多见过他的写意画，很少见到他的工笔画。这三幅画和对联，可以说是瑰宝。但不幸的是在……中，都被我忍痛“处理”掉了。
有一次，我在白石老人家里吃完饭，一边喝茶，一边闲谈，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匠人，在手艺上有如此深邃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是一个匠人，早年在南方做木工，深知匠人手艺不可小视，所以我看重你在这方面的可贵之处。”这段谈话，说出了一个成名的艺术家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还有一件很感人的事。那是1933年，白石老人正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校址在西单西京畿道）教书。我去学校给他送刻刀，恰巧他正在讲课，门房工友把我的名片递进后，白石老人连说：“快请，快请！”转身在黑板上大字板书：“如欲刻好金石，张顺兴刻刀为最理想之工具，现在张师傅即到。”课堂里的学生都惊奇地瞧着窗外。他热情地把我叫进课堂，与同学们见面。这虽然是件小事，但说明了他对我们刻刀匠的尊重和情谊。
约在1936年，白石老人回南方之前，特意为我店的牌匾书写了“顺兴刻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题了“予居京华廿年，喜用张顺兴之刻刀，越明年将南归，书此赠之”一行小字。
一代名人同匠人交朋友的事过去曾有过，但像白石老人和刘淑度女士对我的爱护和帮助，是很少见的。1981年我忽然接到由“锋利刀厂”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凤鸣同志：快五十年不见了，前于晚报得知消息，曾函编辑同志们询问，尚未得复。载近况，知早在一九七四年退休。未知老店字号是否尚在？若有，在何处？今请锋利刀子厂转致。见信希（告）知通讯地址！
专此，顺致
敬礼
刘淑度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淑度于（一九）四一年出京，五八年退休回来，曾托人访问，未打听着。出京前曾向令堂老人家及嫂夫人道辞，倏已四十余年。“老张顺兴”店为我精制之刻刀至今五十多年了，仍在手下，仍在工作着，我八十多岁了。
除齐白石、刘淑度外，很多名金石家、木刻家也都找我定制刻刀，同我有往来。
抗战时期，琉璃厂的“师古斋”著名刻瓷家朱友麟，用的刻瓷钻子国内没有，要花高价买外国货。国外的钻子，不仅价钱昂贵，而且有时脱销。朱友麟听说张顺兴刻刀铺为金石家解决了刻刀的锛刃、卷刃的问题后，心中很高兴。他亲自登门，请我们帮他研制刻瓷钻子。制刻刀与制刻瓷钻子大不一样。刻瓷的艺人刻瓷时，先用沙土把瓷器虚空处填实，再画上图样，放在一个绒棉垫上垫固。用一个小瑯头，一个粗细形同圆珠笔心、顶端是四方钝尖的钻子，轻轻慢慢地钻刻。因为当时我们既没有制钻子的好钢材，又不掌握制这种刻瓷钻子的技术，所以感到没有把握。但是朱友麟一再相求，我只好答应试试看。朱友麟走后，我就同我父亲商量办法。要制作刻瓷钻子，首先也要解决原料向题。这种钢材到什么地方去买？
无是老办法，去破烂市、废铁铺找。宜武门、德胜门、崇文门的破烂市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钢材。最后还是在茶食胡同废铁铺，买了些美国和英国的旧钢锉回来。经过试验，发现这旧钢锉是一种好钢材，可以制作刻瓷钻子。第二个问题是制作。当时我们既没有化验设备，也不掌握现代的热处理技术。只能是把钢材蘸火后，断开，凭肉眼观察颗粒的大小、密度及颜色深浅，来断定硬度是否合适。因此，就得不怕麻烦，进行蘸火试验。我们蘸一次火，试刻一次瓷壶。最后终于掌握了合适的火候，制出了硬度合适的刻瓷钻子。朱友麟等人试刻后，很满意地说；“我们能用上中国自己生产的钻子，再不用求外国人了；你们的钻子价钱便宜又好使。”
据著名木刻家郑野夫写的《木刻手册》记载：“木刻从日本回娘家了。”我国是木刻的老家，但后来传入日本，在日本发展起来。后来，日本的反手刻法，又传入我国。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重视木刻教学的。据悉该校就是学习日本的刻法，木刻在我国发展起来了。我开始为该校制木刻刀，事先了解他们的刀法和使用木料的软硬。试制时，先在一块梨木板上进行一次一次的试验。最后才制成一种薄刀口的木刻刀。由于我们制作的刻刀，刀口内外角度合适，所以，木刻家们一致反映，刻竖丝不起毛，刻横丝不带刺。并且锋利耐用。
抗战胜利后，全国著名的木刻家李桦、刘砚、郑野夫等都用我们的木刻刀。当时，郑野夫在温州有个刻印厂，在上海有个木刻厂。但他不用南方刻刀，却远道寄钱订我们的货。就是在那1947年至1948年解放战争期间，南北铁路中断，他还要我们的货。有一次铁路无法运货，便从海上给他发货。不料，货轮在塘沽被炸沉，刻刀沉入海中，但郑野夫照样汇钱付款。
“刻刀张”在我经管时期，又有了发展。打磨厂96号（旧门牌)七八间房子的小院都是我们的。从业人员增加到八九人。这时，我们不仅制作金石刻刀、刻瓷钻子、木刻刀，而且还制作橡皮刻刀、锌板刻刀、铅笔刻刀、竹刻刀等。不仅生产刻刀，而且生产石膏雕塑刀、钉书锥子、裱糊刀、拣字镊子、油画调色刀等。
刻刀张第四代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特别重视我国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金石篆刻、木刻等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张顺兴刻刀铺，除老顾客外，又迎来了新从延安老区来的著名木刻家古元同志。
1956年，张顺兴刻刀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中，走上了公私合营道路。1958年，我们同肉市里的生茂广杓铺、兴茂广杓铺等合并，取名北京广杓厂，迁厂到顺义。后又改名叫北京五金工具厂。1963年，北京人民政府作出了恢复名牌产品的指示。我们张顺兴刻刀铺又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挂出了“张顺兴刻刀门市部”的牌子。但到了1966年……，这个门市部被迫撤销，并入到永定门外锋利刀厂了。1976年……后，刻刀生产又发展起来。
目前，锋利刀厂专门生产刻刀的就有两个车间。我虽然已经退休，我的子辈没有再干刻刀行业，但我的师弟郑宝玉、李玉林、郑全，同我的徒弟石玉泉等，却仍从事刻刀生产。现在有些生产工序，已摆脱了过去落后的生产方式，开始使用半机械化工具生产了。各种刻刀的产量大大增加，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还能大量出口。一些青年人，继承了刻刀张的事业，不仅掌程了各种刻刀的生产技术，有的还成了生产能手，这些人，应该说是“刻刀张第四代”。
现而今书画事业蒸蒸日上，相信这门古老的技艺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昌盛！
